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{圖片：南京藝術學院教授黃惇書鄭板橋「竹石」句：咬定青山不放鬆，立根原在破巖中。千磨萬擊還堅勁，任爾東西南北風。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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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墨想》告別號訪問了香港著名書法家曾廣才先生，推薦好書《清理與超越》。雜誌所載為節錄版本，現將訪問內容足本分兩次刊出。是次先分享談《清》書的部分。
曾：《清理與超越》是黃惇教授在美術學院的講錄，這個講錄，是當年黃教授跟我們認識以後，由南京郵寄給我們一班朋友。讀後頓覺眼界大開，讓我認識到當前流行書風如何形成。
「清理」是指弄清清代碑學的發展脈絡。乾隆時，大藏家將最好的書法收起，
令當時寫書法的人看不到最好的墨迹，才轉向碑刻去取材，再因為康有為提倡，結果碑學籠罩整個年代，到民國初年，仍受碑學影響。
但民國以後，清宮開放，七、八十年代印刷術蓬勃，令人眼界開闊多了，我們得見「二王」以來的精美墨迹，得見書法面貌的豐富多采，讓人想到可以借這些前人遺產，去超越清人，這就是「超越」的意思。
《墨》：這書談到過於偏重碑學的弊病，似是較少人能說得清楚吧？
曾：對，就算有人認同也未必敢說出來，擔心在書壇開罪別人。然而，黃教授個性開朗又敢言。何況書中的內容主要來自他在課堂跟學生的說話，說得直接，不必矯飾。由此可看到黃教授不僅是學者和書法篆刻家，還是好老師。
《墨》：記得書中有一處說得很好，是關於碑帖融合的問題？
曾：他提及清末民初碑學興起，有些人想充實碑學的發展，便找一些不常見、在窮鄉僻壤的碑刻作為創作養料，再加以新出土的漢簡，期望延續碑學發展。再後來，但他們明白碑學在寫草書方面是無能為力，便想到碑、帖相融的問題。黃教授則認為，碑帖相融是不可能，因為碑重視重、拙、大，中鋒行筆，但帖學重視鋒芒，重視起筆收筆，而在行草方面，帖學提倡用真率的行筆，運筆速度的差別亦造成與碑相融很大的窒礙。
而且，帖既是書法優秀傳統，為何我們不想辦法去振興它？隨著印刷術發達、博物館開放，我們眼界大開，見到很多歷代名跡，知道晉唐宋元明的書法如何，知道筆法最高境界何在，知道我們應向哪個方向鑽研，就不會停滯於清末碑學的籠罩。
《墨》：你同意嗎？
絕對同意，但黃教授並非不理解碑學。他同意清人在篆隸方面有進展有開創，
而碑學正應該用力於篆隸。黄教授也寫篆隸，認為篆書可以學，但不一定要學吳昌碩，仍有很多發展契機。
至於隸書，他認為初學可以學「石門頌」，一方面理解篆書的中鋒行筆，同時也理解隸書的許多共性。「共性」就是隸書的用筆大致只有橫畫、直畫和捺筆，捺筆蘊涵「一波三折」，而「石門頌」已具備這些特點。學「石門頌」後再學其他碑刻，便容易得多。寫的時候好像加點胡椒粉加點咸甜，就是「禮器」，就是「張遷」，就是其他碑刻的效果。我認為這是他的創獲。以往我們教隸書，不會先教「石門頌」，但我跟了此法教中文大學學生，效果很好。
《墨》：對此書哪個部分最有共鳴?
主要在教學方面。我有許多學生都有類似問題，學顏真卿、柳公權後轉寫行書便覺困難。當時我用了一些方法令他們進入行書，例如提議寫褚遂良楷書來轉行書，但不太理解他們的困難。
黃教授清晰提到，為何寫顏、柳楷法轉行書如此艱難，就是顏柳起筆收筆有太多華飾，起筆慢、收筆慢，因而影響了接觸行草書那真率、速度快的用筆方法。黃教授認為，學楷書可學智永「真書千字文」，行筆速度和行書差不多，同時起筆收筆與二王系行書也有關連。譬如寫「集王羲之聖教序」便順理成章。這點很好，我以此法教學生，真能讓他們直接進入行書，證明黄教授教學很有心得。
《墨》：有人說書法最重要是筆法，黄教授對此也很重視？
對，書中提及很重要的是「蘋果筆法核心論」。他揭櫫得很好：將筆法、結字、章法和墨法，用一個蘋果來比喻，蘋果的果核是筆法；蘋果的內果肉是字法，即結構；外層果肉是章法，而外皮則是墨法。在書法而言，沒有墨法沒有結構仍書法，但沒有果核(筆法)則不是書法，可見他將筆法放到最重要的位置。這個比喻很精采。
《墨》：想順道請教先生，你會怎樣對初學者解釋何謂筆法？為何這麼重要？
筆法就是基本功，通過筆在紙上表現內在思想感情，內在的心靈世界。我們有時不想單純講「線條」，因為「線條」是西方的說法，我們則說「筆劃」，在筆劃當中見到性情，見到你內在的地方。而加上字法，加上章法和墨法，表現就更豐富，可說是將你全人格都表現出來。我亦聽許寶馴老師說，筆法過關是重要的，倘筆法不過關，講書法亦講不入了。
(編按：寫碑怎樣寫出味道？讀書法書有何心得？請留意下輯曾廣才先生的訪問續篇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