香港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負責人許禮平先生與苗公相交數十年,於苗公作品收藏豐富,對苗公生平軼事知之甚詳,本刊非常感謝許先生借出藏品予我們拍照,並暢談苗公香港因緣和書畫作品。
許:苗公曾就讀中華中學及華仁書院,老人家頭腦轉得很快,有一次郁風的相機有問題,怎樣都弄不好,他就指著我的兒子說:「找我同學吧!」我們一時都反應不來,過了一會才恍然大悟他們都同是華仁書院學生。
苗子小時候是個「頑皮仔」,常在中環砵甸乍街近海傍一帶玩耍,父親黃冷觀當時主編《大光報》,為免他周圍亂走,於是經常命他送稿,所以苗公早歲已與許多文化人接觸。
墨:苗公早歲曾隨鄧爾雅先生學書法,他平時有否談到鄧先生的影響?
許:主要談到鄧先生講書佷有趣。本來打算在北京辦一次鄧爾雅的展覽,由苗公推動,但苗公後來患病,就作罷了。之後翰墨軒做了一次展覽,然後分別在廣東省美術館和澳門藝術博物館又做了一次,共三次。
苗公早期的藝術創作側重在漫畫方面,有關書法創作,重要的時刻是五十年代,那時他在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當編輯。那兒有許多搞美術的志同道合朋友,當時透過朋友介紹,買了幾車有關美術史的線裝書,於是就開始著力研究美術史。他又與王世襄、傅抱石、葉公綽等同輩前輩經常聚在一起,互相切磋,除專注於美術史外,並開始寫字。
許:五十年代,苗公寫了〈《墨緣彙觀》著者安儀周(歧)〉一文,請葉譽老(恭綽)改定,葉公大筆一揮,改得體無完膚,幾乎重寫,等於葉、黃二人合作。可見上一代學人治學之認真和對晚輩的照拂。苗公與葉公交往頻繁,藏其手跡也多,但劫後蕩然,僅存此一刪改稿。款是2007年題的。
(墨:葉公綽主張「書法應以篆、隸為根本」,對黃苗子有很深遠的影響)
墨:有記敘說苗公在文革後才專注寫字,是否如此呢?
許:是的。大家見到他的書法創作主要都是在文革之後,而且主要以書法家的身分活躍於藝壇。如香港大學「饒宗頤藝術館」的牌匾是苗公寫的。
墨:你在報紙上談到,苗公的去世是近代史的損失。為何這樣說呢?
許:是的。黃永玉二月一日在上海文匯報有一篇文章,說到「對於苗子兄的一生,覺得他有一件大事沒有做。……那就是寫一本厚厚的、細細的『回憶錄』。」說得很中肯。後來《蘋果日報》有轉載。我也奇怪為何他不肯寫呢?後來看到黃大德在《明報月刊》有篇文章,透露了一句,說「中央未公報」,他依足指示,沒有寫出來,只是偶然在他的雜文透露少少,但點到即止。
隸書扇面 (許禮平先生藏 )
許:這是苗公1989年六四之後在澳洲送我的作品。六四前夕,郁風捐了幾千元去買學生的作品,六月九日政協派車送他們到機場,經香港,再到澳洲。
在民國時期,可以說他是生活在國共兩黨的狹縫之間,有時閒談中會透露一些祕聞。如苗公談到「西安事變」,說張學良第一封電報是發給吳鐵城,吳鐵城上班較遲,苗公是第一個看到電報的,譯出來後,趕忙通知他,吳鐵城於是立即上南京開會處理。我最初也不覺是什麼,後跟一位研究西安事變多年的朋友談起,才知這些資料的可貴。
墨:苗公知道許多政治的秘聞,理應是一個很複雜的人,但剛好相反,在他的作品中卻充滿童真童趣,跟現實有很大的出入,你如何看這現象呢?
許:苗公是一個很平和的人,這是他的修養,他對許多事情都能容忍、包容和接納。從「六四」之後到澳洲生活,到再回到北京,他都是以平常心待之的。
苗公的字跟鄧爾雅和一些廣東書壇前輩都受伊秉綬影響,在趣味取向上都有些相似。後來葉淺予就買了一對伊秉綬的對聯送給苗公,他很喜歡伊秉綬,他的隸書學伊秉綬。另外,他的書法又受張正宇影響,他寫的是草篆。後來苗公到外國遊歷了許多地方,吸收了不同的文化,如他用一些不懂的金文和青銅器的文字放到書法創作中,有些模仿圖騰性質,將圖案和書法融而為一。
許:這是2001年的作品,他2009年送我的。這是放大了的製品,原作是四尺全張大。
墨︰人、山二字刻意用了象形的處理手法。
黃苗子篆書版畫作品
釋文:空山無人,水流花開
鄧爾雅篆刻作品〈正心〉、〈一日三秋〉
墨:鄧爾雅在書法篆刻主張書印一體,並以幾何安排確定點畫分布。這與黃苗子的作品有一脈相通之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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